對待NLP的三種態度

作者：賴明正

        我個人認為NLP之所以有趣，是因為NLP是一門介於自然科學、應用工具(學科)及生活哲學的學問，同時可由不同的層面來詮釋。教學老師態度不同，所傳授的NLP就會非常不一樣。

        以自然科學的態度將人當成機體來研究，此時具體結果的可驗證性、可重複性是重要的。比如NLP的眼動模型從開始就是證據模糊的模型，之後自然有不同的實驗研究開始驗證真偽。

        也因此，類似的論文我會進入看實驗怎麼做的，特別對於給出「神奇」結論的論文，更會引發我的好奇。

        一篇自然科學論文的控制項(控制變因)、操縱項、應變項及統計下的信度與效度如何，才是論文可信度與價值的所在。畢竟學術界為論文而論文的論文不勝枚舉。這是成為NLP發展師(developer)該有的求真態度。

        同時，如果從應用工具(學科)的角度，例如將NLP眼動模型僅當成觀察工具，在我們相信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前題下，可藉由眼球移動觀察被觀察者，找出被觀察者的眼動常模(基模)，此時雖然無科學依據，因高頻測試下的常模建立了，也能成為應用工具(這就是老夫老妻，當先生眼神一動，老婆就知道他想做什麼的原因)。

        然而，當課堂上要解釋模型為何是這樣時，就會變得證據薄弱，僅能說是書本或創始者所言了。訓練如何(How)應用，這也是教NLP的人叫NLP Trainer(訓練師/培訓師)而不叫NLP講師(lecturer)的原因。這是成為NLP訓練師該有的求善(用)態度。

        而如果將NLP當成生活哲學，比如Robert Dilts先生的願景及使命觀；李中瑩先生的NLP是一門讓生活輕鬆滿足，人生成功快樂的學問，那麼效果及整體平衡(ecology)就成為NLP的核心。

        特別在做心理輔導或治療時，跟自己連結、他人連結及場域連結，一切的NLP應用工具都是為上述的NLP核心而服務的，而不是為驗證NLP工具或理論服務的，以人為根本。

        Trainer這個字在中國或馬來西亞都翻譯成導師，更有引導學習者生活態度與方向的意涵。此時，NLP導師的狀態與呈現對生活的態度，也代表了他所引導與教授的NLP要將學員帶往何方。這是NLP導師對生活追求美(好)的態度。

—— NLP 見聞軼事 ——

圖片一為摘錄自第15期的《NLP Magazine》，NLP 創始人之一的消失第三人Frank Pucelik先生。圖片二是他接受採訪時，認為做心理輔導個案必需要會的七種技能。

Frank是美國人，20多來年待在烏克蘭軍方教導心輔官及士兵關於NLP的應用。我曾在美國NLP大學及馬來西亞NLP國際大會現場聽他分享血淋淋的戰場經驗，令人動容。

值得省思

作者:賴明正

        近年活躍國際的紐西蘭NLP導師 Dr Richard Bolstad 的分享（他是除NLP創始人外，NLP界我認同的眼球移動專家之一，另一人則是2018剛過世的Steve Andreas ）。他在FB談到歐洲新的論文，清楚地表明「向左上看支持視覺成像」…… 且慢….. 我有話說。

        我簡單翻譯一下他的內容是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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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    有時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檢驗一個理論。

        日內瓦大學的 Christophe Carlei 和 Dirk Kerzel 於 2020 年進行的研究，表明了人們在看法語單詞時的不同方向， 他們必須通過性別(註：法文有陰性及陽性之分)來識別這些單詞。 

        研究人員稱這項研究 ”抬頭時提高了口頭任務的表現”， 但在NLP 術語中， 這是一項視覺任務。 

        他們承認：“ 與語言處理相比， 有證據表明， 當提出暗示視覺空間處理的問題時，自發的眼球運動指向左上視野（ Ehrlichman， 1977； Ehrlichman， Weiner，& Baker， 1974； Galin & Ornstein, 1974; Kinsbourne, 1972)。 

        有趣的是， 這一發現與神經語言程式學( NLP, Ahmad, 2013) 中的假設一致， 即當參與者抬頭時， 視覺空間處理效果更好。 

        我們最近發現實驗支持這個假設使用了單邊凝視法（ Carlei & Kerzel, 2014, 2015）。 更準確地說， 當觀察者看向屏幕的左上角時， 視覺空間任務的表現得到了促進。” （ Carlei 和 Kerzel， 2020 年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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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    我的觀點如下：

        如果不看實驗是怎麼做的，會以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，即「當觀察者看向屏幕的左上角時， 視覺空間任務的表現得到了促進。」

        事實上的控制項卻是如在論文的實驗ㄧ中敘述(論文頁碼202頁)：所有學生的慣用手之前都由愛丁堡慣用手量表（ Oldfield， 1971 年)評估， 只有在100分中得分等於或高於70 分的強右手參與者被邀請參加（ 見 Christman、 Propper 和 Dion , 2004 )。 與我們之前的實驗一樣（ Carlei & Kerzel, 2014, 2015）， 我們特意選擇了慣用右手的參與者， 因為他們的記憶力更受眼球運動的影響（ Lyle, Logan, & Roediger, 2008）。

        實驗二與實驗ㄧ的差異，只是女性高於男性；實驗三則是25名全部是女性的右手慣用者。因此當論文的結論說：「當觀察者看向屏幕的左上角時， 視覺空間任務的表現得到了促進。」此結論必需有一前題，是右撇子，同時結論應該加上女性得到這樣結論的可能性大於男性。

        這種類似的問題跟在NLP執行師教學，講解眼球解讀線索(觀眼知心)一樣，許多教學者的說法是：「觀察對面當事人的眼神，他往自己的右邊看是在建構，往左邊看是在回憶。」

        簡單來說，1980年代Richard Bandler與John Grindler做實驗時，同樣以右撇子為研究主體，得到大多數的人視線朝右是建構，視線朝左是回憶，再按上中下區分V(視)、A(聽)、K(觸動)及Ad(自語)等區塊的結論，成為NLP的眼動模型。

        教學者或學習者如果一時不察，以為NLP教科書的模型是真理，以為所有人都是這樣，那可能會誤會他人（連右撇子還有一部分的人不同，以及左撇子沒有相關的研究呢！）因此在實務使用中，如果要有效進行觀眼知心，在一開始就必需先做校準(Calibration，或翻譯成度測)，同時校準的方法需要經過學習與練習。

        此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，當時的研究只表明建構區觸發了腦的甚麼區塊，而不是說眼神朝向建構區就等同於說謊。

        事實上，類似的實驗都有控制項與前提假設，比如常在培訓課程中出現的麥拉賓法則(7/38/55法則)，前提是在言行不一下的實驗，結論卻常被過度詮釋成，人跟人的溝通語言內容只佔7%，而非口語內容的語氣、語速、語調等佔38%，外觀、表情及動作等佔55%。我常開玩笑說，如果溝通真是如此，那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去學表演，不用讀書與學習，內容已經不重要了。

        此外，關於心理學(含NLP)相關的研究，我認為文化變量的影響非常大，如果把文化差異的變量看成常數或控制項，以國外的研究成果當成本土化結論，甚至將模型當成真理，可能會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。

        這是我近年來的心得，特別是在心身疾病(psychosomatic disease)的議題，絕對跟文化差異息息相關，比如德國與日本研究給出乳癌長在左右邊的心理因素結論，兩者就相差十萬八千里。一直將國外研究結果當成本土的結論，非常值得商榷。提供同好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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